内蒙古多伦县有个“马痴”叫马东升，他不仅爱马如命，而且因收藏马具不惜高筑债台。
马东升已过知天命之年，看起来稳健、敦厚，少言寡语，而他和他的马具博物馆却是多伦县的一张文化名片。
多伦因康熙会盟并敕建汇宗寺而成为漠南商埠和藏传佛教圣地，历史的烙印在今天的大街小巷中依然可以找到。马东升的马具博物馆利用的是与汇宗寺同时兴建的一处商号，虽历经300年沧桑，失去当年的雍容华贵，却古朴厚重。和里面错落有致摆放着的各个朝代的马具浑然一体，共同释放着北方游牧民族粗犷、豪放、奔腾的文化气息。
马东升的多伦马具博物馆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注册仅仅3年，但为了这座梦寐以求的马具博物馆，他差不多耗尽了半生心血。
马东升是穆斯林，先辈就在多伦经商。穆斯林爱马的程度不亚于蒙古族。马东升的祖辈在经商的同时也大都有驯马、压马、蹓马的雅好。那个时候家家户户都养马，家家户户也都有马具，马和马具极其自然地融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就显不出有多么重要。然而，当马和人们的生活渐行渐远的时候，马具及其蕴涵的文化也就显得弥足珍贵了。马东升蓦然间感到一副历史重担压在自己肩上，从那一刻起，他把收藏以马鞍子为代表的马具作为一种文化责任，聚沙成塔、集腋成裘，坚持多年的所得是不同历史时期的300多套马鞍和3000多件各种马具。据说，收藏一副马鞍容易，而收藏一套马鞍则相当不易，因为一套完整的马鞍包括马镫、马棒、马鞭、马鞯等上百件装饰。
历史上，多伦不仅是各种名马的交易市场，同时也是马具的生产基地。鼎盛时期，多伦加工马鞍子的作坊达50多家，名品达30多种。多伦制作马鞍具的工匠大都祖传，全凭眼力和经验，做出的马鞍工艺考究、造型美观、坚固耐用、乘坐舒适。有人曾经做过试验，先在马背上垫上一张麻纸，然后备上出自多伦工匠之手的鞍鞯纵马驰骋，卸下鞍鞯后麻纸完好如初。
马东升虽不善言辞，但谈起多伦的马鞍生产及其蕴涵的文化却是口若悬河，如数家珍。他把一副马鞍立起来，左鞍板上“天兴号”三个大字赫然入目，他说这就相当于今天的商标。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多伦曾经辉煌的马鞍具制作工艺几近失传，只有67岁的老工匠赵秀文等极少数人还在执着地坚持。
马东升的收藏中有两副马鞍与清朝皇帝和藏传佛教有关，堪称稀世珍宝。年代较早的那副马鞍为铁鎏金，从前桥图案分析是皇帝检阅军队或出征作战时所用，前桥上方中间是法轮，两侧是两只较为抽象的硕鹿，下方是二龙戏珠，整个前桥以缠枝连纹相装饰，富丽堂皇。清初，战争频繁，皇帝经常御驾亲征，这副马鞍寓意佛祖保佑皇帝出征平安吉祥，可能是佛教高僧进献的贡品。另一副马鞍虽然也是贡品，但做工和寓意略有不同，银鎏金的前桥装饰镶嵌两条栩栩如生的金龙，每只龙爪都抓着一个藏传佛教的法器，两个龙嘴之间是造型逼真的宝瓶，变“二龙戏珠”为“二龙戏宝”。宝瓶喻“佛法深厚坚强，聚福智圆满充足，如宝瓶般无散无漏”，这种把丰富的藏传佛教文化集中体现在一副马鞍前桥之上独具匠心的设计和制作，堪称精品。
如果上述两副马鞍中能够读出政治、军事和宗教，那么普通牧民使用的马鞍中所反映的则是信仰、图腾、智慧、虔诚和生活。在马东升的收藏中，有一副别具一格的马鞍，它既没镶金也没嵌银，其独特之处在于前桥是一只惟妙惟肖的狼头，画、刻、雕、染都是牧民所为，这是牧民心理的直观反映，也是牧民生活的真实写照。
马东升收藏的马镫同样释放着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辽代时战争频发，战败和被俘司空见惯。马东升的收藏中有几副辽代青铜竹节型马镫，其寓意是“不管战败还是被俘，都要像竹一样有气节，而不能变节”。
马东升有一个大志向，那就是建一座中国规模最大、类型最全的马具博物馆。为了这个梦想，他生活得很清苦也很拮据。他和爱人每月近万元的工资大都用于支付因收藏马具而筑起债台的高额利息。但他活得又很幸福，他的努力和付出得到了多伦县委、县政府的认可，在建中的文化产业园区为他规划出3000平方米的马具博物馆。他说，新馆落成，梦想实现是指日可待。